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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市场与乡村社会的现代化

时间:2020-05-14 09:52

摘要: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关于乡村经济与社会的系列研究受英国经济史学家托尼的影响颇深。本文通过对两人的文本分析比较,指出:(1)托尼关于英国从农业现代化到工业现代化的分析,构成了费孝通的江村和禄村经济转型的参照。(2)托尼的“绅士理论”也成为费孝通讨论绅士功能的基础。但费孝通并非照搬托尼的思路,在农业的园艺学转型和绅士类型等问题上,他都有不同于托尼的地方。并且,对于费孝通来说,“国家”的角色在其社会理论和实践中处于相对消极的位置。费孝通从共同体、知识分子、世界市场和国家四个要素的相互关系来构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方案。他对中国作为世界体系的后发参与者如何获得经济自主性的思考,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燕京学派’的乡村社会转型研究理论与方法探析”(18BSH001)的研究成果;

在已有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术史研究中,对于费孝通现代化转型研究方面的探讨已经很丰富,但是对于费孝通与英国经济史学家托尼(Richard H. Tawney)的学术关联还缺乏足够的重视。《江村经济》多处引用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一书,并且费孝通在城乡金融关系和“不在地主”阶级形成的关键问题上,肯定了托尼的讨论方向(费孝通,2001:163)。《禄村农田》同样多处援引《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其最后一章就土地制度问题与托尼展开对话(费孝通,2006a:183,186)。在《云南三村》英文版导言中,费孝通认为托尼的《中国的土地与劳动》一书是当时研究中国农村社区经济中最好的一本,并且“托尼的结论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所提供的事实材料,而且还因为它是在中国所发生的总体经济变迁——一个可以和发生在工业革命时代欧洲的变迁相媲美的变动——的背景中来解释数据资料的”(费孝通,1999a:392)。此外,在《乡土重建》第一篇《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中,费孝通讨论“无餍求得”的精神时,主要对话的对象也是托尼(费孝通,1999b)。近期学界发现的费孝通阅读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读书笔记,其多处论述其实更接近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以上种种文本迹象均佐证了费孝通和托尼在思想上有着密切关系。

托尼出身于英国上流社会,毕业于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彭小瑜,2011);1917-1949年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Goldman,2014)。阿古什曾推测,费孝通很可能慕名听过托尼的课(阿古什,2006:33)。无论此事是否为真,费孝通是认识托尼并读过其著作的。1930年托尼来华调查的时候,两人就认识了;1946年,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演讲,由托尼担任主持,以“表示他(托尼)对我的交情”(费孝通,1999c:154)。

尽管托尼的中国研究专著很受费孝通推崇,但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仍是16-17世纪英国经济史和社会史。在费孝通写作江村和禄村之前,托尼的主要著作《16世纪的农业问题》(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1912)、《贪婪的社会》(The Acquisitive Society,1920)、《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A Historical Study,1926)、《中国的土地和劳动》(Land and Labor in China,1932)等都已经问世并引起广泛关注。同时期国内翻译的作品有《近代工业社会的病理》《社会主义之教育政策》《中国之农业与工业》。

托尼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不断有著述出版(Tawney Winter, 1972)。而本文认为,与本文主题相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的农业问题》《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以及《乡绅的上升,1558-1640》(The Rise of the Gentry,1558-1640)。因为《16世纪的农业问题》和《乡绅的上升》是托尼现代化理论的两个核心部分——土地理论和绅士理论的集中体现,而《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则是在托尼上述思考基础上展开,带有比较研究的意图。

《16世纪的农业问题》作为英国经济史研究的经典,不断有数量可观的后续研究,从材料到观点都有补充和新的分析(Gergson,1989;Whittle,2013;Kerridge, 2006;McRae,1996)。在这本书里,托尼指出所谓“资产阶级”是一种特定的关系群体,包括了原来社会不同等级的人物,如地主、资本式的土地租赁者、领取工资的自由劳动者,这一关系群体在16世纪以来庄园主与公簿保有权的持有者(佃户)之间的斗争过程中浮现(Gregson,1989)。在1941年发表的《乡绅的上升,1558-1640》一文中,托尼指出,土地问题发展到17世纪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时候土地市场的强有力竞争者变成了通常出身并不显贵的地主,其共同的特征就是金钱,他称其为“乡下的土包子”(Tawney,1941:1-38)。因此亦有学者将托尼的观点概述为“乡绅理论”(the theory of gentry)(Bryer,2006:380)。

费孝通对中国农村社会和农业的研究明显可以看到托尼《中国之农业与工业》一书的影响,但是他对托尼的理解并不仅限于此书。费孝通在江村、禄村研究中谈土地制度,接着在《乡土重建》讨论“绅士”问题,所使用的“gentry”一词与托尼相同。这些也许并非巧合。他对英国经济史的了解可能是超出我们意料的。本文希望通过文本分析,从土地制度、绅士与国家三个方面梳理费孝通从江村到禄村这一时期的乡村研究,与英国经济史对话。

托尼认为,英国社会现代化变迁始于土地问题。在《16世纪的农村问题》一书中,托尼指出,英国在14-15世纪出现了土地市场持续活跃的明显趋势,农业生产类型发生变化,农业获得投资,从封建庄园制转变为市场生产(Tawney,1967:19-40)。我们把托尼说的这个时期称为乡村现代化或农业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土地制度、土地综合利用方式变化和土地市场形成。

一般认为,从公元9世纪开始到13世纪是欧洲封建主义的起源与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段,以11世纪末12世纪初为大致分界(布洛赫,2007:130-139)。在英格兰,第一个阶段是国王以教会法的做法封授土地连同其上的居民,其中保存了更早之前的村社共同体的条田制度;第二个阶段是在法国“诺曼征服”之后移植过来的封建军役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现为多层封授(咸鸿昌,2009:24-31)。由于授封的来源、土地投献的情形不同,形成了采邑和“自主地”。诺曼统治时期的土地保有权可分为三类:自由民拥有的自由保有权(包括军事保有权、宗教保有权、自由无兵役保有权或世俗保有权),为期数年的保有权以及依附于庄园的维兰和茅舍农拥有的低级保有权(沈汉,2010)。其中自由无兵役保有权是在领主采邑之外、自由地世袭土地所有权(韦伯,2004:79)。与前述“自主地”相关的便是自由保有权。自主地最开始只能继承,不得在持有者有生之年转让,也不能通过遗嘱的形式在其死后转让他人。相对于自由保有权,庄园采邑下的附庸佃农所拥有的是不自由保有权,即誊本保有权或称公簿保有权。15世纪左右,英格兰乡村还出现了一种新的保有权——租地保有权(沈汉,2010)。这种保有权是双方自由谈判缔结契约的结果,而非出自习惯法。到16世纪,租地保有权广泛实行,最终推动了庄园的瓦解,土地所有权成为可让渡权利。

圈地运动有两个阶段,在13-14世纪时,主要是领主之间的领地划分和领主与自由佃农之间的协议,核心是公共牧场的使用等,涉及许多小的耕作者。到16-17世纪时圈地运动的主体已经是一些大业主或其代理人,在短期内将小地产联合成大庄园,此时对土地集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更多是大资本家和约曼(yeoman)(Tawney,1967:180)。在16世纪,法律上“约曼”就是一个自由保有权者(freeholder),他可以自行处置包括转让自己的荒地,这块荒地年付税金总额不超过40英镑(Tawney,1967:27)。在这个意义上,他等于自耕农。而现实中,一个自由保有权者虽然行使转让权利的土地面积受法律限制,但他同时可以租种荒地,从这方面说,他也是一个佃户。在此过程中,自耕农一部分补充到佃农中,另一部分转化为商业资本家,成为绅士的来源之一,比如英格兰东部地区(托尼,2006:121)就是如此。

土地流动推动了乡村家庭分解。留在乡村的人被并入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之中;而没有土地继承权的人,比如非长子,要么参军,要么变成农场雇佣工人,要么流浪。这些富余人口一部分通过济贫法疏散到更远的农村地区(Tawney,1967:275-280),一部分进入海外殖民地(沃勒斯坦,2013a:291)。

对于中国来说,英国经验最有借鉴价值的就是它的农业现代化。英国农业革命的成功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国王、大贵族和教会将大量王室和教会土地投入市场,比如伊丽莎白女王一共卖掉了价值817000英镑的庄园地产,其继位者在接下来30年内又卖掉了上述2倍的庄园地产;这些土地流转为租佃经营和土地用途转化提供了便利条件(Tawney,1941:24-26)。另一个是现代园艺技术的引入和发展。英国人从荷兰人那里学到了先进的园艺技术,大量种植亚麻、染料作物和苜蓿、三叶草等饲料作物,使农业成功向畜牧业转变,同时用劳动力代替土地,不需要流动放牧就可以得到高效率的畜牧业(沃勒斯坦,2013b:96-97)。而英国自耕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引领了园艺学的改良。

这两个因素中国都没有,而且中国的土地问题还更为复杂。托尼指出:(1)中国的农业生产往往将野草、树木等作为燃料来源。欧洲自古实行的畜牧和农耕轮耕制度对于中国人而言是陌生的。既然畜牧业没有农业重要,那么欧洲极重视的公地问题在中国根本不成为问题(托尼,2014:62)。(2)中国不存在土地贵族,通常大量土地由国家和某些准法人团体如宗族、村庄、祠观、寺庙和书院所有,然后分成小块向外出租。(3)以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为主,在南方多数是佃农以及自耕农兼佃农(托尼,2014:63)。这里自耕农和佃农的划分并非仅仅依据“所有权”和“租地权”,还要看每个地区关于土地权利的风俗习惯。例如在浙江、江苏普遍存在的双重所有权制度,佃农实际上具有类似英国誊本所有权者的地位,但是他们却不负担任何封建劳役(托尼,2014:25)。(4)地租过重并不是唯一的土地租佃问题,新的问题来自于不断出现的不在地主阶级。他们与农业的关系纯粹是金融关系,通常凭资本租下大片土地,再分成小块转租给农民,对农民进行严酷压榨(托尼,2014:64-69)。(5)大部分农产品为了市场而耕作,但运输困难,市场由商人垄断。他们与不在地主一样,也是高利贷者的利益来源(托尼,2014:52-55)。

托尼提出改良农业的措施主要有:(1)为部分农业人口寻找其他谋生职业,比如向东北移民或者在工矿企业就业。(2)利用政府贷款帮助佃户赎买土地,开展减租运动,组织助农合作社。(3)引进农业改良技术,生产各类经济作物,如水果、玉米、花生。在这里可以看到园艺学对托尼的影响(托尼,2014:93-106)。

畜牧业的发展在中国缺乏条件,但托尼注意到中国乡村手工业是农业复兴的另一个可能契机。他指出,直到19世纪,英国乡村仍然存在大量家庭或小作坊经营,这些小作坊并非“前现代”生产方式,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链条(托尼,2014:117)。中国也有类似的基础。中国的乡村手工业有两类组织形式:家庭工业和流动的手工工匠(托尼,2014:119)。这两者都有可能在合适的时机下形成小业主作坊,比如江浙一带的棉纺织业和河北皮毛作坊。随着商业的扩展,家庭作坊可以灵活地由自主生产转向订单生产,这被称为“制造工业前的资本主义阶段”(托尼,2014:124)。中国现代化转型起步如果要考虑农民的温饱问题,就不能先依赖大工业和重工业,而应该考虑如何在不打碎自己传统社会组织的前提下,将大工业嫁接到自己的社会中(托尼,2014:144);家庭手工业正是如此。

在托尼看来,中国可以从农业现代化开始,再到工业现代化。英国农业现代化成功的两个因素在托尼这里都有替代。土地贵族对土地市场形成的刺激可以由国家和政府主导的土地制度改革取代,由自耕农主导的园艺学改良则可以通过助农合作社来实现。考虑到中国的农村现代化必然会使大量小农(主要还是大批佃农,自耕农土地面积太小,通常还要再租地)面对市场风险,为其寻求制度和组织保障成为托尼方案中首先考虑的方面。

上述托尼关于农业现代化和家庭手工业的讨论,在《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中均有涉及。

家与户不同,家由亲属纽带结合在一起,在经济生活中,它不必然是一个有效的劳动单位,所以用“户”来指称最基本的经济单位(费孝通,2001:90-91)。简言之,“家”是在血缘或伦理基础上形成的组织,“户”中包含了非家庭成员,其性质是劳动分工合作。非家庭成员进入“户”有三种方式:作为客人与主人一同生活、学徒制和雇佣关系(费孝通,2001:94)。“户”不等同于家的推衍,但在特定经济条件下会受家庭伦理支配,比如学徒制下的师徒关系。

在江村,费孝通主要关心不在地主制、土地碎化和手工业三个问题;在禄村,涉及的是园艺学改良。

江村有274户,土地面积3065亩,其中水田2758.5亩,全村75.8%的家庭土地不到5亩,90%不到10亩(费孝通,2001:168)。每个家庭至少需要5.5亩才够粮食(费孝通,2001:46),大部分家庭通过出售粮食和生丝能勉强糊口。江村以自工自营的佃户为主,有少数在地地主。田面权和田底权分离;田底权所有者是法律上认可的土地所有者,他支付土地税,出租土地;田面权所有者是直接使用土地的人,按照承租契约给田底所有权者交租,他可以再把土地转租给别人,雇工或者自营(费孝通,2001:157)。不在地主只关心佃租收益,而佃户基于田面权的长期占有与村落共同体逐渐融为一体,使田面权发展为永佃制。

费孝通指出,正如托尼所说,江村的不在地主制意味着城镇资本对乡村进行投资(费孝通,2001:163)。城镇资本进行田底权交易,或者集中租赁土地再分租给农民。但是城镇资本投资的是地租,而由于乡村经济萧条和左派思潮反对地租等原因,投资萎缩,土地迅速贬值,酿成严重社会冲突(费孝通,2001:167)。

在托尼看来,不在地主制在中国与别的国家情况类似,即土地分散经营难以同时供给地主和佃户双方的生计,除非地主将自己的收入再投入农业生产,而如果地主不这么做,就会引起农民的痛恨。欧洲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佃农转变成自耕农,可以通过革命、丹麦金赎买、佃农让渡部分建筑所有权以换取其余部分建筑所有权等实现;另一种是重新分配土地,用土地税强征地主的土地,以增加小农的土地面积。两种方式都离不开国家的操作(托尼,2014:102)。那时,国民政府的土地政策重心在减租、限租、限租期和限定最大田地面积,属于第二种方式,而事实上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政府贷款协助赎买(托尼,2014:104)。费孝通关心的重点并不在租佃关系的调整以及佃农是否向自耕农转化。他认为一味打击地租的结果只会使城市资本流向上海这类对外通商口岸,而农村地区资金越缺乏,高利贷就越活跃,形成恶性循环(费孝通,2001:237)。因此,对地租问题应有更全面的认识,一方面要看到离乡地主靠地租来消费西方工业品,“洋货”越多,则乡村手工业越破败,农民越穷,地租负担越感沉重(费孝通,1999d:12-13)。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乡村需要有自己的经济生息能力,城市资本对地租的投资兴趣才会有所转移。蚕丝业是最有发展潜力的着手点。概括来说,费孝通更倾向于从社会自救出发。

土地碎化与中国分家平均析产的习惯关系密切,这与英国长子继承制不同。费孝通认为,分家析产有自然限度,使土地和人口比例维持在一定范围(费孝通,2001:170),但劳动力流失只会进一步损害农村经济。江村丝业吸纳了小块农田无法负载的劳动力,为家户经济提供了生活保障,遏制高利贷,稳定城镇和农村的金融关系(费孝通,2001:151-152、177、231)。简言之,土地碎化是社会结构所致,而丝业具有更大的经济潜力。

托尼所说的英国乡村家庭工业不完全是原来庄园经济的产物,也不是城市手工业行会的变形,而是外来技术人员的商业投资。移民来的佛兰德工匠把技术带到了英格兰乡村;通过水利缩绒机这项技术革新,遍布乡村的家庭作坊击败了高度工业化的大城市佛罗伦萨(孟韵美,2014)。

相应地,江村也经历过外来技术植入的过程。费达生等人指导进行了家庭育种改良,在合作工厂引入新型缫丝机,在组织上发展了合作生产。村民、合作社工厂组成了生产和销售链条,政府则为合作运动规避金融风险。

在托尼看来,英国通过畜牧业发展才打破了农业封建经济下的园艺学状态,形成了土地的复合利用。现代牧业在土地肥育、年度劳动力分配和供给市场方面都引发了深刻的变化:大量施肥改善牧草和土壤,设法增加春季牧养和夏季牧养;耕地和畜牧管理携手并进,使各个地区更加专门化和相互依赖(沃勒斯坦,2013a:283)。丝业对于费孝通的意义,犹如畜牧业对于托尼,区别只是前者在桑叶上蓄养蚕种,后者在牧场上饲养羊群。这种蚕丝业也并不是男耕女织状态下的手工业。它由农闲时间增加收入的副业变成了专项生产,减少季节时间的限制。费达生等人将家户养殖转变为集中育种,正是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但在桑叶培育和供应上,还需要形成产业环节(费孝通,2001:261)。江村已有的技艺已经能生产高质量的生丝制品,但是量产跟不上且成本太高限制了其市场竞争力,所以将工厂就近建设在原料产地,再通过技术革新能节约成本(费孝通,2001:264)。

没有手工业基础的乡村,如何突破原来的经济形态,实现园艺学的改良?禄村提供了不同于江村的发展思路。

禄村有个人和团体两种地主。团体地主即各种占有田产的集体组织,可以分为四类:土主庙,所占公田属于村落集体所有;兄弟会,包括洞经会、老人会、信义会等,田产用于仪式活动和团体聚餐;族公/祠,所占为族田,用于祭祖、子弟教育等;寺院和行政机关,田产用于机构活动经费(参见下表)。

在团体地主之外,大部分人占田很少。尽管各家农田面积数量不等,但是通过租赁,各家实际经营的土地大致在6-12亩,比江村情况好些。出租田地的大部分是团体地主,私人农田出租的极少。禄村符合托尼所说的中国没有土地贵族而以团体地主为主的情况。

禄村土地制度的基础是雇佣关系而非租佃关系,但是雇佣劳动发达并非因为商品经济程度高。禄村经济支柱属于托尼所说的“园艺”型的农业耕作,即完全依靠农民个人的技艺成就,人均产量低、农业资本不足和人力过剩并存(托尼,2014:46)。雇工劳动发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当地人厌恶劳动的心理,宁愿生活迁就最低程度也不下田;二是周边少数民族劳动力价格低廉,总体作田成本低(费孝通,2006a:112)。

那么禄村的现代化转型应如何着手?一是要抑制消闲经济,二是要为园艺学改良创造条件。

费孝通选取了五户人家,按照人口和日常生活费用,从富裕到贫穷排列为甲乙丙丁戊。以消闲经济的最低水平为参照线,这五家又可以简单分为两种类型,甲乙丙有田,能自给;丁戊无田,靠出卖劳力的工资生活。当时政策重点在于讨论如何给丁戊赋予田权,但是费孝通认为应从劳动力市场价格入手。可以在禄村附近发展工商业,以提高工人工资水平,这样就迫使部分家庭(比如丙)将闲置劳动力投入劳动。与此同时,需要引进农业技术改良,提高土地的经营收入,鼓励地域间换工,避免禄村由于工商业竞争出现大批劳动力流出,导致农田抛荒。(费孝通,2006a:186)。简言之,费孝通考虑的是先破坏禄村农业倚靠劳动力剥削来维持低度发展的状态。发展工商业未必需要在附近建设一个类似上海的中心城市,只要将禄村与周边重要市镇的道路交通充分建设起来,效果是一样的。地域间换工的基础是种植的多样化和规模化,这与托尼讨论过的园艺学改良方向尤其一致。

但是与托尼的看法不同的是,费孝通认为决定土地市场价格的首要因素是土地位置而非土地生产力。禄村土地权不外流是因为它离中心城市远,只有提高土地出产的产品价格,才能增加土地对人和资本的吸附力。江村因为离城市近,其地价会因城市扩张不断抬高,一个发达的与世界市场关联的手工业(最终会变成工商业)能吸引更多资本注入。